南海之声漫评《负面演绎“大国的样子”？》

在汉典《说文解字》中，“朋”字代表着两个一起走的人，也就是志同道合的两个人。中国先贤孔子有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志同道合的朋友远道而来，又岂能不开心呢？

在中国历史上，一次盛大且影响至今的交友行为，其实是和海洋有关的。

1405年，明朝永乐皇帝派遣自己的亲信郑和出使西洋，“宣德化柔远人”，以共享天下太平之福。在此后长达28年的时间里，郑和七下西洋，将明朝的“朋友圈”遍及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大部分区域。也是基于这次带有冒险意味的远航，为明朝甚至更往后的近现代中国，留存下和平外交的基因。

当世界进入到近现代，国与国的关系似乎变得更为理性，少了诗意的热情，多了精确的计算。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十九世纪的英国首相帕麦斯顿这样来描述大英帝国的外交政策。这句名言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人们至今仍将它用在政治、商业、人际交往等各种场合。利益至上，好像才是现代世界的标配。

尤其当利益二字与国家概念联系在一起时，对利益的角逐，还常常被冠以“爱国”的名号，看起来正当且正义。

然而，自大航海时代以来，看不见的海上航线勾连出现代世界的轮廓，再没有一个国家能像孤岛般存在。以国家之名的利益角逐，也如同亚马逊雨林中蝴蝶的振翅，在异域他国产生不能预料的连锁反应。

这个世界，从来都是一体的。

1945年4月25日，在见证了以“爱国”之名的扩张主义带来的悲剧和创伤之后，50个国家选择用秩序与规则来约束国家利益的膨胀，用合作与协商来谋划全球人类的未来。联合国由此诞生。

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在《联合国宪章》“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的号召之下，联合国朋友圈不断扩大，193个成员国几乎覆盖全球。哪怕有个别成员互生龃龉，拉帮结派，但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说，“吵吵闹闹总比打打杀杀好”，在成员国的合力加持下，人类社会第一次迎来整体上的和平和发展。

杂音却一直存在。

以“爱国”之名的单边主义，执意地背离联合国对话与合作的初心。即使在这场肆虐全球的疫情面前，当人类的健康安全前所未有地彼此依存之时，依然有人选择用攻击替代互助，以转身无视牺牲。

1943年，丘吉尔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曾说，“伟大的代价是承担责任”。

从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到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再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多项联合国决议，中国一直秉持初心，承担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国际责任，也赢得世界朋友的尊重和赞赏。

迄今为止，中国已经连续30年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项维和行动中投入了4万名士兵和军官，帮助许多国家建立或增强了维和能力。改革开放42年，中国已使8亿多人摆脱贫困，为世界脱贫攻坚贡献了70%以上的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以破釜沉舟的勇气，换来国内疫情及时地全面控制，以迎难而上的奋进，率先取得经济的复苏，以同舟共济的善意，支援全球的携手抗疫。

每一个务实之举，中国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也获得过来自世界的温暖，同样报之世界以良善和担当。因为这个世界，从来都是一体。

六百年前，当郑和的航船驶达印度洋西岸的蒙巴萨时，他可能听过一句古老的非洲谚语：“一个人走，走得快；两个人走，走得远”。这句话在当下的语境中，恰如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博兹克尔所说，多边主义不是一种“选项”，而是一种“必需”。

通向一个更美好、更平等、更绿色和更可持续的世界的航程并不风平浪静，但公正、合作、和平、发展的风向不应改变，也不能改变。是做逃兵，还是舵手，这才是关乎伟大的选择，也决定着一个大国的底色。

文/大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