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源远流长，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对南海诸岛的发现、开发与管辖持续而平稳，未引发争议。尽管十五世纪以来西方航海大国为贸易与殖民进入南海，这片海域依然保持“海不扬波”的平静。南海问题（South China Sea Issue）的浮现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资源发现、地缘价值上升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推动沿岸国海洋权益主张而“暗流涌动”。域外大国的介入与搅局进一步推波助澜，使南海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的焦点。

双边谈判与多边机制之间的张力、军事威慑与危机管控的难题、法理阐释与舆论争夺的纠缠、主权坚守与务实妥协的平衡——这些矛盾交织叠加，使得简单化的“非黑即白”判断失去意义。在此背景下，必须既正视历史形成的合法权益，也对接现代国际法的共同规则；既反对非法侵占行为，也为对话协商保留空间；既抵御外部势力干涉，也维护地区共同利益。随着时间推移，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日益增加，也为撰写南海主题的新著带来挑战。

由吴士存研究员主编、历时八年成书的《南海：历史与现实》，正是迎难而上的成果。该书未回避矛盾的尖锐性与问题的敏感性，也未陷入片面立场宣泄，而是以宏大的时间跨度与精微的问题剖析，通过梳理翔实的历史文献与国际法条文，分析域内外各方利益诉求与行为逻辑，揭开南海争端的复杂面貌——贯通古今，兼顾中外，统筹全局。诸如“南海诸岛是否为中国人最先发现”“中国历朝历代是否持续管辖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断续线如何产生”，以及中国为何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国际仲裁、菲律宾对黄岩岛主权主张为何站不住脚、菲律宾以专属经济区主张黄岩岛主权为何属于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曲解与滥用等读者关心的问题，在书中均得到清晰的分析与解答。

该书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以完整的证据链回应各种断章取义的历史叙事。古代中国的渔民活动、东南亚各国的早期航海记载、殖民时期的势力划分、二战后的秩序重建——历史常被不同声索国切割为主权主张的碎片，而本书的作者们着力将这些碎片连缀成相对完整的历史图景：从先秦至秦汉的南海探索与主权萌芽，到唐宋元时期的行政建制与管辖强化，再到明清时期的主权巩固与典籍佐证，包括水师定期巡逻、抵御外扰、官方舆图明确标注南海诸岛及行政归属，乃至民间《更路簿》对航行路线、作业区域与岛礁名称的详细记录。全书不仅呈现历史事件脉络，更通过挖掘矛盾机理，使读者清晰认识到争端背后历史、法理与地缘利益的多重交织。

该书的另一特点在于，不回避历史权利与现代法理碰撞的难题。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建立在两千多年来持续的发现、命名、开发与管辖基础之上，从西汉航行探索至明清《更路簿》记载，再到二战后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收复主权，历史证据链完整确凿。然而，部分声索国借助《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地理邻近”“专属经济区”等借口曲解历史，通过非法侵占岛礁、单方面划界等方式固化既得利益。域内诉求与域外干预相互交织，进一步加剧问题复杂性。菲律宾等国试图通过非法占据、军事建设、舆论造势巩固其主权主张，而美国、日本等域外势力则以“航行自由”为名，借军事同盟、联合演习、军援支持等方式深度介入，将地区争端升级为地缘战略博弈。本书中、下编不仅详述中法、中日主权交涉，收复南海诸岛过程及断续线绘制，中菲南海争端等事件，还从法理角度及国内法与国际法衔接层面，对发现与命名、开发与利用、有效管辖、战后国际法律文件、国内立法、国际法适用、争端解决立场等问题展开深入分析，既有扎实的史料佐证，也契合国际秩序与现代国际法的权利认定逻辑。

值得指出的是，在历史与法理结合的问题上，《南海：历史与现实》并未将史实生硬套用于现代国际法框架。南海诸岛因海域分隔而呈现我国领土的非连续分布特征，不少岛礁受距离、海况、交通等限制，长期未有政府机构驻守，但“无人岛”不等于“无主岛”。针对日本政府曾以“无所属”为由要求晚清提供东沙岛管辖证据，本书详尽叙述清政府如何通过志书记载、渔民活动、岛上建筑、海图标绘等历史证据，证明其属中国领土。东沙岛主权收复不仅解决了该岛归属，也为明确西沙群岛归属提供了范式。东沙交涉前，日商西泽吉次已在东沙非法开发资源、擅自给岛屿命名并雇佣驻岛工人400多人，日本官方企图以“先占”掩饰侵占实质，这也引出如何对待国际法适用的问题。在领土归属论证中，不少论述常以无主地先占制度为起点，再用现代国际法理念筛选阐释史料，却忽视中国治疆理念与实践同现代领土取得标准之间的差异，需警惕此类“挂钩”思路隐含的法律陷阱。例如，南海更路簿被攻击为“渔民行为不具国家属性”，南海断续线被类比为“参与蓝色圈地运动”，李准巡海则被限定国家主权行为时间点在二十世纪初。

传统国际法中，西方学者常沿用私有财产权观念阐释领土变更规则，认为领土取得方式主要包括先占、时效、添附、征服与割让，其中无主地先占是重要方式。《奥本海国际法》主张“有效先占”需满足两项条件：一是真正占领并意图行使主权（常通过公告或升旗体现）；二是实施行政管理，展现国家行为。在西方话语占优的语境下，该体系常被用于曲解和攻击中国南海政策，将中国“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行使主权和管辖”的历史实践被刻意忽略或贬低为“渔民的私人行为”“不能代表政府的主权意图和实际的管治”“无法让这些行为带有任何可能得官方色彩“（黎蜗藤，2016）。然而，包括南海诸岛在内的中国领土范围是历史形成的，早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前已存在，不仅在国际法框架下（历史发现、有效管辖、国际条约、国际承认）得到认可，也具备国内法依据，包括依据宪法行使地图审查的“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的司法实践。

《南海：历史与现实》在论述更路簿产生、渔民传统活动、水师巡航、岛礁命名、对东沙西沙资源开发管理及断续线划设等历史事实时，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书中“专题研究”部分对“涨海”考证、考古发现意义归纳、越方不实说法（“黄沙”“长沙”）辨析以及黄岩岛争议等问题，均基于史实事理深入剖析，注重依循客观发展规律阐述，避免生硬套用国际法理论。这样的处理给笔者一个重要的启示：中国近代南海话语体系经历了塑造、解构与再塑造的过程。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仍主导南海话语；殖民势力进入环南海地区后，中国东南政治版图变化，南海诸岛遭侵吞，传统治疆体系被打破，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近代国际法随之逐步占据国际舆论与学术主流。在国家利益主导的外交与舆论斗争中，能否突破用西方规则解释规则制定前中国迥异的治疆实践、政策法律与思想观念？在继续深化国际法与中国历史结合研究的同时，怎样开拓基于中国历史的叙事方式，重塑南海问题上具有说服力的话语权？应如何从中国千年以来维护海疆和平稳定的治理实践与观念中汲取合理成分，驳斥“威胁论”“黄祸论”“扩张主义”“不守国际规则”等恶意攻击，回应“地图开疆”“断续线不合法”等挑战，澄清“侵占不产生主权”等问题的实质？当然，依中国自身历史进程阐释海洋权益的历史与法理依据，并非反对国际法研究。我们不仅不排斥国际法范式，更应加强相关探讨。学界长期以来也一直在探索南海争端中国际法的适用性，以及“双轨思路”等问题。我们所反对的，是以后世规则机械比附或硬套中国历史事实，因为这类研究既不符合历史真实，也阻碍我们基于自身史观挖掘有关领土主权、历史性权利与中华海权的史料，切断证据体系的历史脉络。

基于此，笔者十分赞同《南海：历史与现实》序言中的观点：构建并掌握中国主导的南海叙事与话语权，是当前及未来有效维护我国南海权益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该书融汇学术界前沿理论与外交一线实践经验，凝聚政治、法律、历史、地理等多学科专家智慧，不仅为后续南海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也为逐步构建南海问题自主知识体系，树立了难能可贵的示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沈固朝，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研究专家委员会”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