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上海自然博物馆藏品保护与研究青年工作者刘攀完整音频内容
一个物种从常见到消失，需要多久？答案有时就封存在博物馆的标本瓶中。世界地球日，我们与上海自然博物馆藏品保护与研究青年工作者刘攀，一起翻开由鱼类标本“书写”的地球生命档案，见证生命的消逝与归来，读懂守护生物多样性、呵护蓝色家园的深刻意义。
上海自然博物馆浸制标本库房 （受访者供图）
音频1：刘攀谈博物馆鱼类馆藏品选品要求
在上海自然博物馆的浸制标本库房里，成千上万个玻璃瓶静静置立。其中几个标本瓶里，透明的保存液包裹着一条条体态修长的鱼，标签上写着“白鲟”——一个历史可追溯至1亿多年前，却已被正式宣布灭绝的物种。几十年前，它还是长江里不算罕见的居民，如今，它的全貌与生机，人类却只能在这样的玻璃容器中窥见。
上海自然博物馆馆藏浸制白鲟标本 （受访者供图）
标本库里的鱼类“编年史”
刘攀的核心工作，是整理与维护这些承载着历史的鱼类老标本。更换标本瓶，添加保存液，为每一件藏品重新鉴定、制作标签……这些看似重复的劳作，是博物馆藏品保护的基石。馆藏鱼类标本中，最年长的可追溯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它们来自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前身——徐家汇博物院和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
“有些鱼在以前非常常见，但随着环境变化，变得稀有甚至消失，就显得格外珍贵。”刘攀以长江白鲟为例说明：它的标本，从一种水产记录，变成了一个物种在地球上的“遗照”。同样命运的还有鲥鱼，那句“清明挂刀（鱼），谷雨品鲥（鱼）”的民谚犹在耳畔，但真正的长江野生鲥鱼已难觅踪迹。
博物馆追求藏品多样性，因此并非只有珍稀灭绝物种才会入库。常见的、具有区域代表性的鱼类，同样被系统性地采集与保存。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部立体的鱼类“编年史”，让研究者能够追溯种群动态、分布变化，甚至分析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生态的深远影响。
2023年，西太平洋， 刘攀在“淞航”号上采集帆蜥鱼样本 （受访者供图）
音频2：刘攀谈鱼类科研人员海上科考工作
在瓶中凝望，去海上探寻
但鱼类研究者的工作场域，远不止静谧的库房。他们的另一条轨迹，延伸向变幻莫测的海洋。出海科考，是获取第一手资料、丰富馆藏、推动研究的必经之路。刘攀曾搭乘上海海洋大学的“淞航”号远洋科考船，深入北太平洋和西太平洋。长达数月的航程，要面对晕船的考验、对亲人的思念，以及海上生活的诸多不便。但更多的，是发现的惊喜。中上层拖网从深海中带回闪烁着星光的灯笼鱼；延绳钓捕获到金枪鱼、旗鱼等游泳能力强大的鱼类，这些样本对研究高度洄游性鱼类至关重要。
不同的海域，呈现截然不同的生态图景。对比曾参加过的水上调查，刘攀表示，在长江口，调查需避开密集的渔船和繁忙的航道，面对的是近岸河口物种；而在阿拉伯海或印度洋公海，视野开阔，目标则转向大洋性鱼类。“我最喜欢坐在船头，望着海面时，常感到人类的渺小。”刘攀说，在海上他见过海豚嬉戏、飞鱼掠浪、绿海龟悠游……这些生机勃勃的相遇，让他对海洋生态系统精妙而复杂的运作，有了更鲜活的理解。
2023年，北太平洋，科考人员在“淞航”号上鉴定拖网渔获物 （受访者供图）
音频3：刘攀谈鱼类资源的保护案例
伤痕、修复与共生
标本记录着过往，海上调查监测着当下。两者交织，勾勒出海洋生命的动态图景——有伤痕，也有修复的希望。
野生大黄鱼种群的变迁，是一个经典案例。上世纪中后期，过度捕捞曾使其野生资源濒临枯竭。后来，得益于人工繁育技术的突破与持续大规模的增殖放流，其野外种群在近年出现了令人欣慰的恢复迹象。这证明，科学的干预与管理能够助力自然修复。
还有一个积极的信号来自浙江象山港。每年清明到谷雨时节，蓝点马鲛（鲅鱼）会洄游至此产卵，为了保护这一重要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当地设立了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并在繁殖期实施禁捕。这种基于科学研究和本地智慧的精准保护政策，体现了发展与保护并重的现代生态观。
而如金枪鱼等跨国洄游的鱼类，它们的存续更需全球协同。刘攀提到，在公海进行科考或渔业活动，需遵循如“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等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制定的规则。这些组织通过设定总可捕量、控制渔船数量等方式，旨在实现跨国界、跨海域的渔业资源长期养护与可持续利用。这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保护共有的蓝色家园，需要全球性的共识与协作。
在世界地球日，我们通过瓶中的标本凝望过去，更为了照亮未来的航路。了解，是爱护的开始；而唯有共同守护，才能让这片蔚蓝生生不息，让地球生命的脉搏永远律动。
（采编：傅娇娜 视觉设计：许梓晴 编审：侯英珊 签审：李天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