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温州以“商”著称于世,光彩夺目的“文”名为“商”名所淹没,这片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热土,更是山水诗的发源地和南戏的故乡,近百年来,温州人还书写了文学的“温州现象”。
2017年12月,南海之声“悦读会”携手温州之声“我们读诗”,在瓯江畔,讲述温州的文学故事。
琦君的乡愁是历史的阻隔
1949年,温州女子琦君坐上了开往台湾的船,此后的一生,她都在书写故乡。《桂花雨》《橘子红了》等作品里,都是她对故乡的情意。
这颗“台湾文坛上闪亮的恒星”这样写道:“像树木花草似的,谁能没有根呢?我常常想,我若能忘掉亲人师友,忘掉童年,忘掉故乡,我若能不再哭,我宁愿搁下笔,此生永不再写,然而,这怎么可能呢?”
仲冬,温雅依旧。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张翎回到故乡温州,为首届琦君散文奖的获奖者颁奖。在琦君先生诞辰百年之际,以文学的形式迎接先生“回家”,是对她最好的致敬。
“战乱的年代里一次分手就是永别,对琦君也是如此。她一条船到台湾,并不知道自己也回不去了。她的乡愁是政治的、历史的阻隔,我的乡愁则是对故土的思念,琦君对故乡的情谊是美好的永恒。”
张翎:用逃离来爱故土,用写作回归故土
张翎从小生活在瓯江边,24岁去上海念大学才第一次离开温州。
“上大学前,我从来没思考过家乡、故土的问题。一个没有离开过故土的人,是没有故土的。“第一个寒假回家,她感觉她的温州变了,这是“故乡”第一次进入她的概念。后来她越走越远,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渴望逃离。没想到这一逃就是三十年,错过了中国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三十年。“但不管走多远,我始终在描写这片我逃离的地方。”
在小说《流年物语》中,她写到了温州的贫民窟,“感觉闭上眼睛,就能想起街头到巷尾每一座房子的样子,街上的人是什么样的,都很清晰。”在加拿大写作时,她对故乡有着具象的,清晰的,细节的印象。但是一回到温州,这种印象就模糊了。“也许我更适合从远方看故乡。”她对温州的作家充满敬意,“没人不爱自己的故土,只是方式不同。他们是用坚守,我是用逃离来爱故土,逃离过程中我发现回不去了。琦君是有家归不得,而我是习惯了在外面的生活。”
重返故乡,温州已不是昔日的模样。张翎将小说家和现代文明的争斗,比作秀才遇上兵,所幸的是,小说家还有一招,就是用文字纪录下来。“我心目中的故土已经消失了,我只能一遍一遍地写作,在写作中回归故土。一条河流会消失,一种语言会消失,可是一本小说,如果上天眷顾的话,也许不会消失,那么,小说中的故土也就保留下来了。”
程绍国:温州的文学有生命的韧性
2016年的林斤澜短篇小说奖,颁给了作家苏童和王祥夫。林斤澜几乎一辈子都在写短篇小说,别具一格。温州作协主席程绍国研究他,至今较为满意的作品还是《林斤澜说》。“现在研究林斤澜的人不算多,这和他坚持自己的个性有关,他走的路太生僻了。”
在程绍国眼中,温州作家写的是人的韧性,也就是外地人说的“皮实”。虽然以前温州给人种种负面形象,但是温州人仍然坚持发展经济,筹资建铁路,造机场。“温州人的特色是自力更生,特别有生命的韧性。温州文学也是这样。林斤澜《矮凳桥上的风情》里,写的也是这样的温州人。”哲贵的小说中,人是智慧的,积极向上的,有韧性的;王手的短篇小说,技巧完美,特别是写小人物的。随着温州作家走向世界,温州的文学也有了更大的格局。“张翎和陈河的作品品格很高,也很大气;温州文学不再是限于东南一隅,格局也大了起来。”
国际台华语中心副主任徐军(左)和温州之声温州新闻广播总监陈伟文(右)在活动现场
现场观众
书友与嘉宾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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