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人团队，耗时三年，走访中国24座城市，最北到达黄海、渤海交接的长岛，最南中国的南海，最东台湾兰屿岛。他们的作品《水下中国》是中国乃至世界第一部用水下视角展示中国的纪录片。

周芳《水下中国》总导演，水下总摄影师。在拍摄《水下中国》之前从事投行工作。除此之外，她还是一名管理学的博士，三个孩子的妈妈。

《听见》专访《水下中国》导演周芳，以下为部分对话实录：

听见：2016年，为什么开始拍摄《水下中国》？

周芳：在2016年之前，我一直在做国外的海洋生态环境纪录片，希望把国外的水下世界分享给国人。后来我被问到的机会越来越多，因为外国人也会想知道从中国过来的一个摄影师，一个纪录片的工作者，有没有带来中国的水下跟我们分享。

2016年底我去北极记录北冰洋的冰下世界，作为水下探索来说，它是一个比较极致的境界了。在北极冰潜的时候，遇到几个俄罗斯人，他们问我：你是不是来自中国？你了不了解中国的水下？我说：我不知道。他们说，那你有没有去过抚仙湖？我说：我没有去过。他们说：我们去过，我们去抚仙湖在海拔2000米的高原湖做了一个70米深度的极限挑战，创造了世界记录。而且抚仙湖的水下太美了，有各种各样的生物古迹。

作为一名中国摄影师，一名纪录片工作者，我们不断地挑战国外海域，想把所有的精彩带回来的同时，我们并没有一个能够呈现给世界的作品，甚至我们对自己脚下的这片水域，这片海洋一无所知。所以从一刻开始，就像是所有的必然在那个偶然的瞬间激发了出来。

听见 ：自然拍摄是有风险的，拍摄中经历的最危险的事情是什么？

    周芳：应该是在广西的“红军洞”，当时的目标是去记录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水下地貌。当时是我跟美国摄影师一块进去的，进去之后有拉引导绳。原则上我们在洞穴当中是绝对不能离开引导绳的，但是我们进到洞穴深处的时候，突然发现了盲虾，非常欣喜，因为这是我们一直要拍的一个选题。在其它洞穴里面有看到过但是没有很好的记录，因为这种生物它出现之后会突然消失。所以当时我们两个人就非常执着地追着盲虾去拍了。

拍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可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危险的状态，直到我们跟着盲虾进到侧洞里，离开了引导绳。侧洞里的水浑了，完全丧失了能见度，什么都看不见。被封闭在里面出不来之后，我们才开始产生了恐惧，才意识到危险。但是没有办法，已经是在那种状态下了，我们就只能摸着墙，摸着黑开始往外走。

好在它是一个死胡同，所以我们摸到底之后又返回来，继续往外摸，才走出了这个侧洞。现在想可能挺危险的，当时就是因为有计划之外的拍摄主角的出现。这也是给我们自己敲了一个警钟，安全的问题在我们记录和探索过程当中应该是首位的，无论什么时候还是应该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听见：您看到的中国的水下最美的场景是什么？

周芳：应该是《水下中国》古城当中的圣旨牌坊。我之前在国外看过太多美丽的自然景观生态，海洋珊瑚，热带鱼类，大型的鲸类，看过太多了。

在千岛湖我看到汉唐年间的古城被淹在水下，看到灯光点亮圣旨牌坊的那一刻，我觉得真的跨越了几百年回到了另外一个年代，穿过时光的隧道，定格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像这样的场景我只有在中国的水下可以看到，我有强烈的归属感。这是在我自己的祖国，自己脚下的水底能够看得到的，这个是我最震撼的。

听见：拍摄的过程中，最难的时候是什么？

 周芳：最难的应该是不确定性，就是周围人的质疑，包括团队的质疑，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最难的。它不是体力上的一种难，它是会让你动摇的一些外力。这些动摇的外力会不断跟你自己在打架，一方面你非常坚定地想往前走，一方面又有很多声音，很多力量拖着你让你停下来不能再走，因为不可能成功。所以其实这个应该是最难的时候，因为你一方面要自己努力地坚定地往前走，另外一方面你还要想办法拖着团队改变他们每个人的观念，改变每一个人的想法带着他们一起走。

听见：您给《水下中国》打几分？

 周芳：我自己只能给这个片子打一个及格的分数。三年时间来做一部这样全新的、这么大选题的一个纪录片，真的时间太短了。我希望我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比如五年、十年更长的时间，能够去慢慢地记录，打磨出来一部至少自己满意的，不说是100%，但至少自己满意的高分的一部作品。我觉得肯定可以做到，但是因为我们刚刚起步，我们要首先从零迈到一。我们有大量的成长空间，但是我们只能说这一步现在是已经迈出来了，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卷。就我个人说，这个阶段我已经非常满意了，但我觉得挺好的，有成长空间，我们才有发展的空间。

听见：您的生命哲学是什么？

周芳：我一直在做我自己，可能这个就是我的生命哲学。我没有去学习那些心灵鸡汤或者是看过名人的箴言，然后去获取一些能量。但是我一直非常相信我自己，可能这个就是我自己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