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人物 | 许环良
新加坡音乐人，先后创立“海蝶音乐”和 “巨小奇大音乐”。陈洁仪，蔡淳佳、阿杜，林俊杰……都由他亲手培养并推向公众视野。易烊千玺的《精彩才刚刚开始》，奥运冠军徐梦桃首支单曲《我是第一》，也由他担当制作。
人生是一个一连串的偶然
促成的必然
1993年，因为替郭峰发片，许环良初次来到北京，住在东长安街的北京贵宾楼饭店。多年后回忆起这几日的中国之行，他依旧清晰地记得清晨一觉醒来，看到窗外长安街红绿灯变灯，大量的自行车鱼贯而过带来的震撼。他还租了一辆自行车，绕了天安门广场骑了两圈。
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大陆历经改革开放，受港台音乐影响，中国流行音乐感应气候的变化，如清流涌现。“港台风”“西北风”流行乐相继登场。到90年代，内地音乐创作渐趋自觉，《梦回唐朝》《赤裸裸》《同桌的你》《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等脍炙人口的旋律成为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然而在许环良看来，彼时中国大陆的音乐市场，作为一个产业并不是很成熟。而这个时期，许环良也先后在新加坡、中国台湾开启并发展自己的音乐事业，见证和参与着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
许环良与中国台湾音乐人李宗盛
《听见》：您是如何走上音乐之路的？
许环良：其实我是个理工男，并不是从小学习音乐，一直只是当作业余爱好。新加坡的80年代，有一股年轻学生的自主运动叫做“新谣”（新加坡年轻人自创歌谣），这股校园歌曲风潮，后来在新加坡全国热烈燃烧起来。那个时候我还在大专里面念书，组成了一个小小的组合叫“水草三重唱”。在新加坡水草有一个意思叫“吸管”，就喝水用的吸管。因为当时我们三个男孩长得都不一样，有一个1米85，特别高；我当时特别瘦，还有另外一个又比较比较胖。吸管有不同的尺寸，有长有短；而我们三个人长得其貌不扬，各有特色，好比不同尺寸的水草，于是我们就把自己幽默了一把，就叫“水草三重唱”。
1985年的时候，中国台湾的罗大佑先生，写了一首歌《明天会更好》，当时这首歌他邀请了很多海外华人一起录制。“水草三重唱”已经小有名气，和歌手巫启贤受邀代表新加坡到台湾去参加录制。我觉得那次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之前其实我们大家对音乐都还是玩票性质。台北算是当时中文流行音乐的一个中心，我们见了很多当时相当成功的音乐人，听他们讲了很多他们的音乐故事。回去新加坡，我们三个人就决定不要原来的理工文凭了，要开始认真做音乐，隔年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叫做“海蝶音乐”。
不过，当我们在做课外活动玩耍的时候，它是很快乐的。可是一旦作为职业，柴米油盐就需要多加考虑，比如说你的办公室房租、人员成本……所以有过一段艰难的时光，咬着牙也就走过去了。你看我刚说人生是一连串的偶然，其实如果没有这些偶然，也不会变成一个必然往下走的一个路途。
《听见》：90年代初，台湾音乐的前辈刘文正先生，成立有“飞鹰唱片”，他是第一位找您去台湾制作唱片的人。您觉得他当时为什么选择了您？
许环良：我觉得可能90年代初，台湾音乐市场也面临一个新旧交替的阶段，一部分人也希望说尝试一个不同的思路，探索一些新的可能性。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压力，促使我想要去了解一下当地的年轻人，他们看的书、想的事，所以那时候我常到诚品书店，饥渴地去看书。人家看什么书，我都看，我得跟人家沟通。
诚品书店是一个非常学术自由的书店。我当时比较喜欢刘墉的书、一些从另类的角度去讨论历史的历史书，也会看一些哲学书，关于佛学、老子、西方的弗洛伊德等。在台北生活的那几年，阅读成为我人文面开拓的一个起点。可能也因为是一个理科生的背景，加上文科的补充，我就变成了一个左右脑互动比较顺畅的人。
现在回头来看，不同于邓丽君、凤飞飞，或者更早的年代，音乐可能存在于旧社会的歌厅，家庭背景比较贫困或者是受教育不好的人才会参与这个行业，中国台湾70年代的校园民歌运动后，可以理解成为知识分子参与流行音乐的一个过程。到了90年代当我碰到很多大学生，他们第一志愿都是希望投入音乐产业，我觉得有点诧异，因为当时在比较物质功利的新加坡，其实很少人会这么想。于是我就思考什么时候新加坡也可以有一个出色的音乐人，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陈洁仪。
几乎所有华语乐坛有名气的新加坡音乐人，刚出道时的唱片都是由许环良担任制作人。图为许环良和新加坡歌手林俊杰。
《听见》：陈洁仪参与演唱的90年代金曲《心会跟爱一起走》，是您跟中国内地音乐市场的第一次正式接触，这首歌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许环良：90年代，正好有一位中国内地的音乐人刚从日本来到新加坡，他叫郭峰。90年代初期，我们在新加坡相遇。他当时正在做一张唱片《清醒》，我听后觉得比较前卫，就参与了那张专辑的制作。制作到了后期，我跟郭峰老师说，这个唱片走得有点前卫，可能我们是不是要再找一首歌稍微缓冲一下。他说：什么歌呢？我就给了他一个方向，他就写了一首歌。当时我就不好意思跟郭峰老师说，其实您的强项主要是在创作，不在演唱。我说这样好不好，我们找一个女歌手来一起合唱这个歌。他说找谁？我说有这么一个女孩，不太出名，不过唱得还挺不错的，后来就促成了他跟陈洁仪演唱了，以至后来红遍中国的《心会跟爱一起走》。其实一开始公众确实还不太听这首歌，多年后我记得前几年有一次我跟郭峰吃饭的时候，他还特别感谢我。他说当时要不是你坚持让我写这首歌，我后面几十年都没饭吃了。当然这个有点夸张，不过他确实是靠了这首歌，后来很多商业演出。
刚好在隔年1994年，因为陈洁仪在中国台湾发了她的第一张专辑《心痛》，获得了很好的成绩，于是当时我们就觉得，可能我们对内地音乐的发展先暂缓，先集中火力在港台这边去发展。虽然1993年第一次来中国，可是之后就断了讯。
中国内地音乐对原创性的召唤
使我扎根下来
随着国际互联网接入中国，推涌而至的互联网浪潮也在深刻重塑音乐面貌。2003年，因为阿杜的成功，许环良敏锐捕捉到音乐话语权的移动，开始转战中国内地音乐市场，成立了同名音乐公司“海蝶”。而2010年开始，由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牵头的“剑网”专项行动正式拉开，重拳出击网络侵权盗版行为。2015年第十一次专项治理行动与以往不同，以网络音乐版权专项整治行动为重头戏，音乐版权得到了有力保护。由此，许环良也敏锐感应到了新的时代脉动。
许环良为中国00后歌手易烊千玺制作了歌曲《精彩才刚刚开始》
《听见》：2003年，您选择转战中国内地音乐市场，这个选择是基于对彼时中国内地音乐市场的什么判断？
许环良：2000年之前，我们从事的华语流行音乐，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依附在100多年来西方制定的音乐产业游戏规则上，包括产权制度、发行渠道、生产流程等等。可是到2000年，尤其是到2010年以后，互联网世界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中国互联网形成了自己的生态圈，我觉得有可能中国会生产出有自己话语权的音乐产业模式，这是个特别令人兴奋的事情。于是，2003年的时候，因为阿杜的成功，我们觉得时间可能到了，顺利进入中国，成立了海蝶音乐公司。
后期海蝶发展得很大。我记得，从2010年到2013年这段时期，海蝶音乐大概有150个员工。150人里却只有15个人搞创意。那个时候我的大部分时间，其实都被消耗在开会了，当时我有一个外号叫“千百会”，就每天有很多会要开。开会几乎都是在完成一些PPT工程，相当无趣。当时我也说不清这样到底好不好，只是感到这可能不是我要的生活。
2014年，我离开了海蝶。之后有大概半年时间没有作业，而是玩玩互联网和社群，尝试进一步去多了解一点关于互联网的事。就在那半年，我想通了一件事情，未来的世界可能会是一个新的世界，是我们没有到的世界。从这个角度来发展来看，我觉得接着下来的经济发展，必然会朝向智慧型经济转型，势必召唤自己的原创性。在这个前提底下，音乐版权才可能顺便地得到保护，这是当时我对整个大局势的一个判断，尽管只是隐隐约约感觉到了这种脉搏。我并不知道就在一年后，中国有了打击音乐盗版的“剑网”行动。
我曾穿梭于不同的城市，在北京、台北、洛杉矶、新加坡这四个地方跑来跑去。但2014年我决定彻底搬到北京住，扎根在这里，成立新的公司“巨小奇大音乐”。
《听见》： “海蝶”和 “巨小奇大”。这两个名字是否也反映着不同的时代特征？
许环良：八零年代的时候，歌手潘安邦唱了一首歌《年轻人的心声》，它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说：“就像蝴蝶必定经过那蛹的挣扎，才会有对翅膀坚实如画。”当时有个说法新加坡是一个花园城市，所以花园城市里面就有很多蝴蝶，然后大部分的蝴蝶都会选择住在这个安逸的花园里面。而当时我们年轻人就认为自己是不愿意待在花园里的蝴蝶，要跨海去寻找新的大陆，所以就叫“海蝶”。当时名字是这么来。
《听见》：“巨小奇大”，是您说的就是在互联网时代更加应该注重创意么？
许环良： 我认为互联网时代的经济，给了新的内容创造者一个很重要、很大的空间去发展，这个时候你要去思考最有价值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做有价值好的内容。所以当2014年之后，我当时思考如果我们希望能够走到那一天，首先当然是要做好的内容，可是这个过程并不是说你今天做了好内容它就能立刻被认可，因为好内容它还是需要一些传播，还是需要一些手段，还是需要过程。而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所以我们必须先活下来，把公司缩小是一个最好的生存方式。现在我们永远维持在10个工作人员的范围。因为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外包的，不需要养那么多人。在互联网时代，如果公司最大的运营成本是在场所或者是人员的话，你是很难动的，尤其是内容创意的公司。
许环良为北京冬奥冠军徐梦桃制作了歌曲《我是第一》
《听见》：新加坡的背景和中英双语的教育，对您的音乐事业有什么影响？
许环良：我父母那一代是海南岛出生的，因为战乱，所以他们逃到南洋去。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的父母当时没有逃难到南洋的话，我可能今天就还在海南岛，我也不知道在干嘛，也可能没有机会来北京。确确实实，可能我出生在新加坡，有机会接触到中文英文的教育，让我在后来到世界各地去打开这个文化的门，是有某种机缘巧合的便利，可以这么说。
《听见》：您会怎么思考疫情对产业和公司发展带来的影响？
许环良：这个疫情也是在2014年的时候没有料到的。当然疫情在人类历史已经出现，那当时确实没有想到疫情这个事情。疫情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正反面都有的影响。对产业来讲，它是一个强制暂停，其实大家需要开始思考一些新的点。
举个例子来讲，比如对于我们公司。我们正在培养的一些练习生、新人，刚好在这个时间点卡住他们的出路。本来某个艺人参加了综艺节目之后有一定的知名度，他可以开始线下活动，可是现在被终止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又有新的挑战，就是你在环境里面，你去做什么事情，其实会影响你后面的竞争力。也许有一些人在这个时间他就趁机在充实自己，准备新的冲刺，他在下一轮的起跑的时候，可能就具备了某种优势。
当疫情真正的所谓全面开放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个报复性的喷井式的消费，但最终会回归到平衡，回到正常的竞争跑道，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决战，就是现在我们其实都是在为这个事情而准备。
《听见》：接下来还会一直把音乐玩下去么？还会有什么新的期待？
许环良：纵观过去中国这20年，其实有很多优秀的歌手或音乐人都存在于这个市场，都希望中国音乐能站在世界舞台上或者能够向外输出文化，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内地有一个达到真正工业标准的，所谓的“巨星”。
如果我们把这个天平放在国际舞台上，比方说像泰勒·斯威夫特这些欧美歌手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本身除了创作很扎实之外，他们的演唱也很到位，有思想内涵，举手投足都很有带动性，舞台表演很有魅力。
我们看中国内地现在拿得出手的这些90后的歌手艺人们，要么就是创作好现场不好，要么就是现场表演好，创作又不够扎实。符合工业标准的“巨星”我觉得还没有出现，我认为他将会出现。这个大趋势是必然会发生的，跟我有没有关系就不一定，可是我希望尽可能可以参与其中，跟它有一些关联吧。
《听见》：在这样的时代，您会给年轻人什么样的建议？
许环良：因为我们都活在互联网时代，资讯的获取非常便利。我们容易陷入一种喜欢种草的心态，就是说这边沾点儿草，那边沾点儿草，涉猎很广，可是都很表面。其实互联网它并不是那么表面的，如果你愿意跳开你的社交圈，去搜索一些关键性的词的时候，你会找到越来越深的根。只有你在大家都在种草，你很认真地种一棵树的时候，你这棵树才有可能长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