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专栏记者袁越，十年的时间里，他在全球实地采访，写成了一本书《海洋诱惑》。这本书里既有科普的严谨，也有故事的生动。他用一个门外汉的好奇和专业记者的执着，将海洋的神秘与重要娓娓地道来，为读者搭建起了通往或许有些陌生的海洋世界的桥梁。今天，钟芳邀请袁越做客《听见》，带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海洋诱惑。
【人物】
袁越，网名“土摩托”，三联生活周刊的专栏记者。他1968年生于上海，五岁时由于家庭原因，来到北京生活，1986年进入复旦大学生物工程系学习。1992年留学美国，获生物学硕士学位；1994年至2004年在美国从事生物技术研究；2005年初回到国内，担任华纳唱片公司欧西部经理。同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担任特约撰稿人至今。2024年6月，出版书籍《海洋诱惑》。
2015年6月，一艘环球游轮即将结束86天的航程。深夜的浙江舟山海域，记者袁越站在甲板上，准备与大海做最后的道别。就在这时，他看见了永生难忘的一幕——目力所及的海面上，上万盏渔灯如星辰般铺展开来，将黑夜照得如同白昼。“就像在香山看北京那么亮。”他说。
“我惊呆了，我说我们已经进上海了吗？但我看海图，（离上海）还有点距离。”十年后，回忆起那个瞬间，袁越依然语气激动，他后来才知道那是禁渔期前最后的捕捞，渔民正在利用鱿鱼的趋光性进行捕鱼。“我没有想到规模是如此之大，很可惜，我当时连拍照都忘了，就是惊讶到下巴都掉了。”
那个夜晚，成了袁越与海洋深度结缘的起点，驱使他踏上了持续十年的海洋探索之旅。这位毕业于生物专业、曾深耕音乐领域的“斜杠”记者，完成了一次令人惊叹的转向：他沿着中国海岸线从北到南走访调查，探访载人潜水器的研发团队，远赴澳大利亚考察大堡礁和海草床，最终将这段旅程凝结成一部全面解读海洋的作品。
从渔场、浅海到深海：探访地球最后的边疆
“2021年写这篇报道时正值疫情期间，很难出国采访。但幸运的是，中国的深海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用中国的案例，便足以展现全球深海研究的大部分领域。”
2015年6月，回到北京后，袁越立即向《三联生活周刊》提出了调查选题：“中国人吃的海鲜是怎么弄上来的？这种方式是不是可持续的？对环境有什么影响？”这个想法最终落实成为杂志封面故事《海鲜诱惑》。
调查从舟山——中国渔业的“头把交椅”开始，随后袁越沿着中国海岸线从北到南深入走访。他说：“我可能代表了大部分中国人，我们喜欢吃海鲜，却不知道鱼是怎么钓上来的，不了解背后的产业链。”
在多年的调查中，袁越揭示了一个关键真相：海洋远非取之不竭。他提出了“蓝色沙漠”的概念：“海水越蓝，说明光合作用的量越低。”因为海洋缺乏来自海底和河流的微量元素，真正高产的“绿洲”只在近海。他将舟山看到的壮观捕捞比作“在沙漠绿洲中打猎”，并指出随着捕捞技术提升，海洋生物已不堪重负。
那么海鲜还能吃多久？袁越指出了两条路径：减少捕捞与发展养殖。他描述了中国东南沿海的独特景观。“如果你坐飞机经过……会看到从‘鸡肚子’向外延伸几十公里的海域上，有一长串网格状的人造网兜，被称为‘中国的第二条海上长城’，正是这条‘长城’提供了我们大部分的海鲜。”
与此同时，袁越意识到连接人类与海洋的生命纽带在于浅海。“实际上跟人关系最紧密的是200米以上这部分。这部分不光是提供了海鲜，就是提供了我们的食物，还提供了很多与人类息息相关的生态作用——产生人类呼吸的大部分氧气，并影响着气候平衡，再加上飓风、潮汐等。”
在浅海的三大生态系统中，袁越选择了珊瑚礁和海草床作为重点。“红树林很多人都见过，但珊瑚礁和海草床需要潜水才能看到。这两个生态系统与海洋生物多样性、渔业资源、气候变化都紧密相连。”为此，他专门前往澳大利亚，在国际专家的带领下实地考察大堡礁和鲨鱼湾的海草床。
完成海鲜产业和浅海生态调查后，一个机缘将袁越引向了更神秘的深海领域。“有人找上我，说深海所（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希望报道我国的深海探索，可以提供帮助支持和采访便利。”虽然当时对载人潜水器只有模糊了解，袁越还是抓住了这个机会，“我去了之后才发现，这是个巨大的宝藏。”他将深海描述为“地球最后的边疆”——一片漆黑、水压巨大，却关乎板块运动甚至生命起源。
通过深海所的支持，袁越采访了中国三台载人潜水器的总设计师、工程师、科学家和潜航员，涵盖了从钛合金材料到电池动力的全链条。2021年写这篇报道时正值疫情期间，很难出国采访。但幸运的是，中国的深海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袁越用中国的案例，便足以展现全球深海研究的大部分领域。
从探访渔场、揭示浅海生态到探索深海边疆，袁越的报道描绘了一幅完整而真实的海洋图景：那既是地球最后的未知领域，也是需要人类精心呵护的生命之源。
专业记者的价值：搭建知识与公众的桥梁
“专业记者与自媒体的不同。专业记者能够在多个领域找到最好的人，把普通读者不易看到的东西呈现出来。”
回顾十年海洋报道，袁越直言最大的挑战在于联系采访对象。“找到最好的那个采访对象，你这事儿就成了一半了。”他说。无论是渔民、潜水器总设计师还是国际专家，每个领域都需要不同的资源。“这就是专业记者与自媒体的不同。专业记者能够在多个领域找到最好的人，把普通读者不易看到的东西呈现出来。我们不生产直接的知识成果，我们生产的是桥梁，是媒介。”
对于写作，袁越认为记者的优势恰恰在于“不知道”。“我跟大部分读者一样，在写作之前对这些领域缺乏了解。”他解释，通过自学、采访和实地考察来认识海洋，再将这个过程流畅地写下来，就会比AI生成的内容生动。“如果我是海洋专家，很可能写不出这样的文章。因为专家已经知道了，无法体会读者不知道什么。”
谈及AI会否取代人类写作，他谨慎表示：“以目前AI的水平还不行。人类是按照自身规律学习认知的生物……当然，一百年后我不敢肯定——AI进步太快了。”
完成海洋系列后，袁越的兴趣已转向新领域。“记者是经常换选题的职业。”但他坦言：“如果将来有关于海洋的好玩事情，我还会继续，我其实非常关心远洋运输业。”目前他正在准备一个全新选题：人类有没有自由意志？“这个话题涉及哲学、物理学、神经科学、法律和计算机等多个领域。”他解释，“一方面，关系到人与AI的关系——如果AI有了自由意志，开始恨人类怎么办？另一方面，关系到道德责任——一个人犯罪在多大程度上是他的自由选择？如果他的脑神经、遗传或成长环境影响了决策能力，我们又该如何看待？”
从音乐到海洋，再到自由意志的哲学思考，袁越的记者生涯始终保持着对世界的好奇与追问。这条路上，永远有新的边界等待跨越——这或许就是记者这个职业最永恒的诱惑。（编辑：雪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