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菲律宾司法部长杰西·雷穆拉声称菲律宾计划以“破坏海洋环境”为由对中国提起国际诉讼。

据外媒报道，菲方指控中国在南海菲“专属经济区”内捕捞砗磲损害生物多样性、填海造岛损坏珊瑚礁，对海洋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雷穆拉声称，菲海岸警卫队等机构已收集“大量证据”，并将向中国索赔，但菲方尚未确定将对中国提起诉讼的国际司法机构。

破坏海洋环境，菲律宾劣迹斑斑

菲律宾此番在南海问题上再打“法理牌”，绝非出于海洋环境保护之考量。

事实上，菲方在破坏海洋环境方面可谓劣迹斑斑，其长期以来在南海水域的过度捕捞行为，对南海生物多样性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

1997年1月，菲律宾发展研究所发布《菲律宾商业捕鱼领域的过度捕捞》研究报告，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菲商业捕鱼即已整体呈现过度捕捞态势。美国联合通讯社在2023年4月的报道中指出，菲方长期对商业捕鱼缺乏管控，致使沙丁鱼等小型鱼类被过度捕捞，鱼类种群数量大幅下滑，菲沿海渔民生计陷入困境。

中国自然资源部2024年7月编制的《仁爱礁非法“坐滩”军舰破坏珊瑚礁生态系统调查报告》显示，菲方在仁爱礁长期非法“坐滩”的马德雷山号严重破坏珊瑚礁生态系统。此前，菲方还通过议案批准拨款在仁爱礁上兴建“永久设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巩固其对仁爱礁的非法“控制”。

借环保提诉讼，菲律宾别有用心

菲方此举意不在保护海洋环境，而在借机制造政治事件。针对将“国际法治”化作“政治操弄”的行径，必须借由法律语言予以驳斥。

从过往国家间环境诉讼和仲裁的实践来看，海洋环境保护争端可能提交至两类机制中解决：国际法院，或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强制争端解决机制。国际法院很少处理海洋环境保护案件，更多的是处理海洋划界纠纷，缺乏海洋环境保护所需专业科学知识的储备，因此《公约》强制争端解决机制较有可能受理这一争端。

《公约》强制争端解决机制自菲方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以来，已得到充分论证。然较之12年前，争端类型从海洋划界争端变为海洋环境争端，对中国在法律层面的应对，提出了两个新挑战：

一方面，海洋环境争端并不落入中国依照《公约》第298条所提交的排除性声明之中。

虽然菲方提起二次仲裁，旨在确认争端所指海域系菲管辖的“专属经济区”，明显属于服务其政治需求的滥诉行为，但中国依旧不太可能通过排除性声明排除强制争端解决机制对此类争端的适用，且国际司法实践中也鲜有以“权利滥用”为由排除其对争端的管辖权。事实上，国际法院在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边界和跨边界武装行动案”中指出，法官并不关心一国将争端诉诸司法途径时是否怀揣政治意图。

另一方面，倘若联合国海洋法法庭或附件七临时仲裁庭依照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不当地认定其对该诉讼案件具有初步管辖权，那么中国可能还将面对临时措施的挑战。

临时措施是一种在争端的终局裁判做出前，对双方权利进行保全的临时救济手段，常见于国家间、国际投资和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程序之中。根据《公约》第290（1）条，“防止对海洋环境的严重损害”构成争端各方提出临时措施的理由之一。当争端一方提出临时措施的请求后，法庭或附件七临时仲裁庭需判断其对争端是否具有初步管辖权，以及临时措施的需求是否具有紧迫性，若不采取临时措施是否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

对于争端一方以防止海洋环境损害为由申请临时措施，法庭习惯采取“预防原则”，主张即便特定环境损害暂无法在科学上得到明确证实，也不妨碍其公布临时措施。法庭因而并未对海洋环境争端中临时措施的公布设立较高门槛。

在《公约》强制争端解决机制所受理的多个海洋环境争端之中，多数案件都牵涉临时措施的问题——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诉日本“蓝鳍金枪鱼案”、爱尔兰诉英国“MOX工厂案”以及马来西亚诉新加坡“柔佛海峡填海案”等。

再打“法理牌”，菲律宾得不偿失

然而，对于菲方设下的“法律圈套”，中国也绝非无计可施，而菲方也将注定得不偿失。

国际法院的判决先例表明，部分复杂的国际争端包含“实质争端”和“表面争端”，其中后者的可受理性取决于前者的管辖权结果。

就菲方可能提起诉讼而言，“表面争端”无疑是菲声称将要提起的海洋环境保护争端，而“实质争端”则是专属经济区划界争端。若法庭或仲裁庭无法对专属经济区的划界争端建立管辖权（海域划界争端已被中国的排除性声明所排除），那么菲方所谓中国在其“专属经济区”破坏海洋环境的指控自然站不住脚，因而不再具有可受理性。

同时，若菲方提起临时措施请求，中国或面临法庭和仲裁庭裁决其在所涉海域停止捕鱼活动和岛礁建设活动。但需要注意的是，菲方将同样“作茧自缚”。

首先，中国作为被诉方依然享有提起反请求临时措施的权利。“蓝鳍金枪鱼案”中，日本作为被诉方在其提交至法庭的书状中指出，倘若法庭判定附件七临时仲裁庭对争端存在初步管辖权，则日本提出针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临时措施请求。如若参与争端的程序性环节，中国作为应诉一方仍有权利对菲方提出临时措施请求。

其次，法庭并不必然依照菲方所提要求公布临时措施。在临时措施的内容上，法庭具有相当的自由裁量权。《公约》第192条规定，海洋环境的保全和保护是各国的“一般义务”。鉴此，即便菲方要求临时措施仅约束中国，但法庭出于各国共同承担海洋环境保护义务的考虑，极有可能将临时措施的效力延展至双方。这一问题上，菲方承担着与中国同等的法律风险。

自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至今，菲律宾时常把维护国际法治放在嘴上，还为中国在南海的合法活动设下了所谓“四条红线”。事实上，菲方依赖美国对其做出的共同防御承诺，已然成为危害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变数。

无论是美国在菲增设军事基地并布置“堤丰”中程导弹发射系统，还是菲方频频向南海无关国家“抛媚眼”，使南海问题由一个双边或多边问题转变成为国际性议题，菲方不过是想以国际法为掩护，伙同美国及其盟友在南海发动“新冷战”，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但无论其如何搅局，最终都将“作茧自缚”。

（作者：穆嘉昊，华阳海洋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