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2日，临时仲裁庭就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作出所谓最终“裁决”。这份从一开始就面临“仲裁庭”越权审理、违背“国家同意”原则等合法性缺陷的“裁决”，非但没有成为解决相关国家海上争端的法律依据，反而逐渐演变成菲律宾、美国、日本等域内外国家获取战略资源的政治工具。

2016年7月12日，临时仲裁庭就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作出所谓最终“裁决”。（资料画面）

十年间，国际社会从未停止对非法“裁决”的反思，并指出了诸多法律层面的瑕疵。时至今日，“裁决”早已超出作为一份所谓“法律文件”的意义，而是在域内外力量的持续塑造和传播下，不断被“再生产”，从而成为服务于地缘政治竞争和地区秩序塑造的话语资源。围绕“裁决”形成的话语叙事，已经从单纯的法律争议，演变为披着法律外衣的话语武器，演变为标榜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航行与飞越自由”“维护国际法”为核心的政治叙事。

站在“裁决”非法出台十年这一节点，我们除了反复批驳“裁决”“遗毒”，更要深刻反思这一存在重大缺陷的“法律文件”，如何不断被生产，成为以国际法语言包装地缘政治目的、以舆论控制服务地区影响力的工具。

“法律生命”戛然而止

国际仲裁或司法解决争端必须基于当事国双方的自愿同意。

中国已于2006年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作出排除性声明，临时“仲裁庭”无视中国的排除性声明，擅自对涉及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的事项行使管辖权，属于严重的“越权管辖”，严重背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宗旨。此外，国际裁决的生命力有赖于当事国的承认与履行。中国作为直接当事国，坚持“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的立场，“裁决”无法进入后续执行程序，其法律效力伴随着仲裁程序的终结而彻底消亡。

从争端解决的国际实践来看，一项裁决是否能够保持长久生命力，乃至成为具有示范意义的国际司法实践，其法律文本必须符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更取决于能否得到当事国的承认与执行，能否真正有利于争端的解决和为地区带来和平稳定。

2026年5月21日，中国和东盟国家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26次高官会。

十年来，南海形势的发展已经证明，“裁决”不仅没有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国际法适用范例，也没有推动海上争议的解决以及建立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相反，南海局势的整体稳定，得益于地区国家坚持通过双边对话和协商解决争议，得益于中国和东盟国家坚持推进《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框架下的海上务实合作和稳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以下简称“准则”）的案文磋商。

“南海仲裁案裁决”既无合法管辖权基础，又无实际执行可能，其法律生命已在中国与周边国家通过双边协商妥善管控海上分歧、加快推进落实《宣言》框架下的海上务实合作以及共同推动“准则”磋商的进程中彻底终结。

“政治生命”强行启动

就在“裁决”已实际沦为“一张废纸”，彻底失去其法律效力时，其“政治生命”却被域内外势力强行启动，并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地缘政治博弈的舞台。

首先，“裁决”在菲律宾成为被反复利用的战略资源和外交筹码。

一方面，菲律宾通过“海洋区域法”和“群岛海道法”等国内立法，将“裁决”部分内容纳入其国内法律框架，为其海上单边行动提供“国内法依据”；另一方面，菲律宾借助东盟会议机制、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等双边和多边国际场合，强行推销其主张。

2025年4月，在中国-东盟落实《宣言》联合工作组第47次会议期间，菲律宾公然提出“强烈敦促严格遵守国际法，特别是2016年‘南海仲裁裁决’”，试图将“裁决”嵌入《宣言》落实进程。

2026年5月8日，菲律宾宿务，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在第48届东盟峰会及相关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

作为2026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更试图利用主席国身份赋予的议程设置的优先主导权，借机推动“裁决”相关议题进入东盟多边讨论框架，争取更多国际关注。对菲律宾来说，“裁决”的意义早已超出法律文本本身，成为其兜售海洋主张、争取国际支持和影响国际舆论的重要外交筹码。

其次，“裁决”在美国被异化为推进印太战略、巩固盟伴体系的工具。

美国并非“南海仲裁案”和南海问题的当事国，却频频在涉南海政策声明、双边联合声明以及美菲日印等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文件中援引“裁决”，将“裁决”作为其“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航行自由行动”的关键依据，为扩大在南海军事存在、深化盟伴安全合作关系提供合法性支持。

十年来，美国国务院多次在“裁决”非法出台周年前后发表声明。2020年，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首次公开支持“裁决”，声称“裁决”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此后2021年（布林肯声明）、2023年（米勒声明）和2025年（鲁比奥声明）均发表类似声明。美国还不断将“裁决”与《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多边军事演习相结合。

对美国而言，重要的不是“裁决”的具体法律内涵，而是借助“裁决”提供了编造话语叙事的工具，为其不断强化亚太地区盟伴体系、推进印太战略、巩固和维持亚太霸权提供了所谓“法律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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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裁决”被日本视为介入南海事务的合法性来源。

日本并非南海问题当事方，却成为十年来积极援引“裁决”的国家之一。日本外务省连续多年在“仲裁裁决”周年前后发表声明，还在七国集团（G7）联合声明、日菲、美菲日、美菲日澳等双多边合作文件中强调“裁决”具有法律拘束力。此外，日本近年来持续加强和菲律宾、越南等域内国家的海上安全合作，通过《互惠准入协定》（RAA）、官方安全援助（OSA）加强菲越海上能力建设等举措，日渐扩大其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日本并非着眼于争端的解决和地区和平稳定，而是将“裁决”作为关键抓手，增强介入南海事务、推进日版“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FOIP）的正当性。

可以说，日本是“裁决”国际传播的重要推手，是将“裁决”国际化的重要参与者。对于日本来说，“裁决”正确与否无关紧要，其真正价值在于为日本提供了借“国际法”之名、行地缘政治扩张之实的“合法性”基础，为其推进“日版”印太战略争取更多国际支持。

“裁决”的警示

在浩如烟海的国际法律文件中，“南海仲裁案裁决”只是其中一份存在重大争议的普通的法律文本，不仅没有解决现有海上争端，也未能成为被国际广泛认可的国际判例。

过去十年，其法律效力日渐消弭，但围绕“裁决”的话语叙事和讨论愈演愈烈。部分国家利用“裁决”作为政治筹码，服务其国家利益，对“裁决”进行包装异化，使其突破法律文本边界，演变为塑造国际认知、影响国际舆论和构建南海叙事的工具。南海问题从传统的海洋权益争议，不断向法律议题政治化、海洋问题安全化、“裁决”工具化（武器化）的趋势演进。

中国海警依法在黄岩岛海域常态开展维权执法活动。（资料图）

对于中国来说，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海洋权益和继续揭示这一非法“裁决”的法理缺陷和争议，仍然十分必要。

同时，中国也要把握国际海洋治理机制转型的机遇，全面提升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国际传播能力、南海叙事构建能力，以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不断深化海洋生态保护、蓝色伙伴关系构建，以惠及更多人的务实合作成果，争取国际社会更多的理念认同，推动南海议题由零和博弈回归双赢的理性合作。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演变中，不断提升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这才是回顾“裁决”十年的重要意义。

（作者：张舒，华阳海洋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